5月11日，24歲的河南籍女員工祝某某在深圳龍華街道水斗新村一出租屋跳樓身亡，成為今年以來第8個跳樓的富士康員工。
富士康員工為什么接二連三地選擇輕生？這些不幸者為什么多是“80后”“90后”的年輕人？帶著這些疑問，記者深入富士康公司，對普通員工、企業管理者、工會組織進行了追蹤采訪。
新華社發文剖析富士康員工“八連跳”事件深層原因
自殺者多有婚戀和情感挫折
富士康是一個龐大的代工企業，僅在深圳龍華、觀瀾兩地就有40萬名員工。今年1月23日，年僅19歲、來自河南省鄢陵縣的馬向前，從富士康集團觀瀾二分廠內的一幢宿舍樓跳下，當場身亡。
不到5個月的時間，富士康員工李某、田某等8名員工相繼跳樓，除田某、饒某身受重傷之外，其余6名員工都是當場身亡。
記者在富士康調查發現，這些當事人很年輕，年齡在17歲至22歲之間，只有1名是27歲，均來自農村家庭，入職時間比較短。企業提供了自殺員工的記錄，他們沒有很多加班記錄。企業表示，自殺行為與工作壓力可能并無直接聯系。
這些員工選擇輕生，有的是婚戀和情感上遇到挫折導致，也有的是家庭出現變故造成情緒低落，更有一些人可能是由于精神異常而造成悲劇。“除了發生的悲劇，最近富士康園區內已被發現制止的這一類事情還有二三十起。”富士康新聞發言人劉坤說。
待遇好但員工關系比較冷漠
記者調查發現，富士康員工在物質待遇方面是比較好的，但員工之間的人際關系卻比較淡漠。目前企業85%以上是“80后”“90后”新生代農民工，他們有著顯著不同于父輩的精神訴求，特別是剛進城，由農村到城市會產生一個“心理隔斷期”，容易出現情緒波動。
23歲的貴州籍農民工蒙景迪，曾與跳樓身亡的馬向前住同一個寢室。蒙景迪告訴記者，他們寢室住了10個人，因為來自10個不同部門，平時大家基本上沒有交流，做什么事彼此不溝通，“住在一起就跟陌生人一樣”。蒙景迪來寢室住了7個月，還不知道同寢室其他9個人的姓名。
據馬向前三姐馬麗群介紹，馬向前初到富士康公司，感覺不適應，多次想辭工，具體原因不詳。蒙景迪說，馬向前出事前，曾在宿舍床上躺了三天，沒有人過問。有舍友看見他大把吃藥，但也沒有問過他為何吃藥。司法鑒定結果，馬向前尸體內檢驗出精神類藥物殘留物。
企業一心追逐利潤，年輕員工容易陷入一種“人際荒漠”。盡管富士康稱企業理念是“視員工為第一寶貴財富”，但員工的上下級關系和同事關系還是顯得緊張、冷漠。
富士康員工馬某告訴記者：“每天十來個小時的工作很單調，而且工作紀律很嚴格，隨便與同事說話就會被上司批評，嚴重的可能還會記過，我們心里有事情一般也不會去找上級主管談，與工友也沒時間交流。”
年輕員工在“八小時之外”并不容易找到放松和娛樂的場所。在富士康龍華廠區，銀行、網吧、游泳池、書店、咖啡廳等日常生活設施不少，游泳池有5個，可是對42萬名員工來說，這顯然是不能滿足的。在廠區外，大部分員工能消費得起的地方，除了一兩個溜冰場，便是大大小小的網吧和小吃攤。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鳴說，工人不是機器、零件，他們沒有文化娛樂，沒有朋友交往，很多“80后”“90后”農民工是獨生子女，心理比較脆弱，雖然生活在城市，卻無法融入城市，富士康“跳樓”事件就是他們生命的呼喚。
如何回應年輕生命的呼喚？
“80后”“90后”的年輕員工，正在成為我國工人隊伍的主流。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富士康員工“跳樓”事件應該引起整個社會的警覺，對年輕生命的精神危機，企業、政府和社會要給予更多關注。
富士康新聞發言人劉坤稱，富士康正在加強對生產線基層管理人員的培訓和教育，并設立“總經理開放日”，讓高層管理人員抽出時間和底層員工見面聊天，改善企業員工和上下級之間的人際關系。
富士康工會副主席陳宏方告訴記者，富士康正在根據“80后”和“90后”員工的喜好和需求，增加網吧和健身房等設施，舉辦更加豐富的文體活動，如網絡游戲大賽、街舞大賽、主持人挑戰大賽等。
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說，教育、醫療、圖書館和文化娛樂等公共服務應當盡快延伸到企業廠區內和周邊地區，這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比如在廠區周圍建立符合年輕員工年齡段和薪資結構的電影院、KTV、商貿購物場所。
“不妨請政府職能部門、社會組織和企業組成一個調研組到富士康來進行一個課題調研，深入研究員工‘跳樓’事件背后的經濟和社會原因”，這不僅有助于解決富士康面臨的問題，也可以幫助同類企業員工處理危機問題，幫助他們融入這個社會。
(新華視點)
鏈接：員工頻頻跳樓富士康請高僧做法
5月6日凌晨，隨著富士康員工盧新跳樓身亡，之前深陷“跳樓門”事件的富士康，再次被推到輿論浪尖。據知情人透露，郭臺銘因跳樓頻發事件，請來五臺山高僧做法事，祈求公司能平靜下來。11日，富士康表示，請五臺山高僧做法事是順應民俗，不是搞封建迷信，是為員工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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